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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董辅礽(1999)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按照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进程将1978—1999 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分为经济体制改革探索阶段(1976—1984 年)、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阶段(1984—1992 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9 年) ;汪海波(2008) 在《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按照中国经济的市场取向将1978—2004 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分为市场取向改革起步阶段(1979—1984)、市场取向改革全面展开阶段(1985—1992)、市场取向改革制度初步确立阶段(1993—2000) 和市场取向改革制度逐步完善阶段(2001—2004)。他们的分期方式基本相同。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各个时期则相对较为复杂，β和β的符号在各个时期并不完全一致，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各时期回归ββ的值变化也较大，而且显著性明显不如产业结构合理化，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其影响也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关。为进一步明确产业结构变迁的阶段性差异，我们考察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偏效应①β1 + ββ2 + β
注:(1) 本文计量结果由STATA10. 0 给出，分别表示在10% 、5% 和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对应估计值的t 统计量;(2) 偏效应的计算中，采用的增长率是所在时期内所有地区增长率的均值;(3 ) 除1992—2000 年段回归采用自变量滞后1 阶和2 阶作为工具变量之外，其他均为滞后1 阶。
总体上，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演变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正面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所产生的影响要远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产业结构合理化也并不是所有时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这种情形只1985—1991 年间和1992—年间是成立的。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演进始终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1992—2000 年就表现出负面影响，并且可以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巨大的变化，这些都是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不稳定的明证。这里的实证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由于产业结构合理性与经济增长具有稳定的关系，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相当不稳定，同时在2001—2009 年中国产业结构并非具有服务趋向的高级化，而这种“反向的高级化”仍然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这意味着，我们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除了理性看待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在现阶段还应更多地关注产出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之间的协调，注重产业结构的聚合质量，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变迁，夯实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
产业结构变迁不仅会对经济增长本身产生影响，根据经济周期理论，它还会对经济的波动产生作用。如同前文所分析的，经济波动又包含趋势波动和周期波动两个部分，那么产业结构变迁对两种波动是否均存在影响? 如确实有影响的话，对两种类型波动的影响又有何不同? 为明确这一点，需将增长中的两种成分先分离开来。为此，我们采用前文介绍的HP 滤波方法，按照Backus ＆的建议参数λ 取100，①然后按照前文的波动衡量方式对两种波动进行计算，以考察产业结构对它们的影响。
表3 是产业结构对经济波动影响的面板广义矩估计结果，Hansen 检验仍然表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模型估计结果的合理性得到满足。从估计结果上看，产业结构对经济波动具有明显的作用，对整体的经济波动、趋势波动和周期波动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相关变量在符号上正好相反，这反映了两者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是明显不同的。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相关变量对经济波动、趋势波动和周期波动的回归中，其系数的符号却保持了一致，这又表明了产业结构对可预料到的经济波动和不确定的经济波动的影响方向是一样的。
注:经济波动和周期波动的回归方程采用自变量滞后1 阶和2 阶作为工具变量，而趋势波动采用滞后1 阶。
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而言，β为正而β为负，这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降低( lnTL 值的增大) 会直接促进各类经济波动的幅度的增大，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影响经济波动的其它因素的相互影响却能够对此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β＜ 1，这意味着当TL 值不是很大的时候，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并不会对经济波动产生负面影响，也就是说，经济生活是能够容忍一定程度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就产业结构高级化而言，则恰恰相反，β为负而β为正，这表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推进值的增大)对经济波动具有抑制效应，但与其它经济的影响因素的相互影响反而会导致经济波动现象的扩大。同时β＜ 1，这表明除非产业结构能够迅速地高级化，否则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追求会进一步导致经济的波动。这再一次印证了前面的结论。在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过程当中，现阶段政府应该考虑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其次再考虑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如同考虑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偏效应，也可以计算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年第5 期
① λ 是一个平滑性的参数，表示的是趋势部分和周期部分的一个权重比。虽然在理论上最优的λ 应取为趋势项方差与周期项方差之比，但这如同以未知求未知一样可能导致偏误，因此λ 取值就成为了争论的焦点。例如，Backus ＆ Kehoe(1992) 认为应当取100，而OECD 则提出应当取25。
济波动的偏效应( 表3)。我们发现，1978—2009 年间，产业结构合理化演变对经济波动的偏效应为－ 0. 068，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演变的偏效应则为0. 165。也就是说，产业结构合理化演变对经济波动产生了抑制，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演变则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之一，这种效应对于周期波动而言更为明显。同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趋势波动均具有微弱的促进性影响。通过对趋势波动和周期波动进行比较，我们还可以发现，产业结构对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是通过不可预测的周期性波动发生的，对趋势波动的影响较小。
三) 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解释和说明
通过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和产出波动的影响的研究，我们发现，我国过去30 年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挥作用，相对来说，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要小得多。仔细回顾30 年中国的国情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特征，我们感到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结果。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就业问题始终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考量，农村改革的全面铺开所带来的就是大量的剩余劳动力。30 年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变动其实质就是如何更多地吸收这些剩余劳动力，早期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以至于后来大量的外资融入和加入WTO 之后的制造业的迅速成长都是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的途径，尽管其间多有波折。同时，伴随着经济改革过程中的资本积累、制度演进和区域流动性增加，使得要素流动性大为增强。这种基于要素禀赋变化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进程不仅能够带来经济本身的高速成长，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产生熨平经济波动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改革之初，中国的服务业还相当落后，即便是到了今天，服务业的相对比重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世界经济的服务化进程始于上世纪70 年代，但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是以工业为主，尚处于工业化的阶段。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落后并不能够产生很强的经济能动性，这可能正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并没有产生很大积极作用的原因。为此，政府必须要针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和波动影响机制之间的异同点，在努力创造产业高级化的经济环境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产业结构的合理性，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和减少因经济波动而造成的成本损失。
五、稳健性讨论
前文通过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和产出波动之间关系的深入讨论，我们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为了验证这些结论的准确性，还有必要对结论进行稳健性分析。对此，我们仍然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与经济波动的关系分别进行讨论。鉴于前文对产业结构的衡量及其特征有着详细的分析，下面对稳健性的讨论主要从经济增长(或经济波动) 的衡量方式与模型的估计方法两个方面展开。
一)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在前文的实证分析中，我们以地区经济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在此再考虑其它的衡量方式。
通过永续盘存法对各地1978—2009 年的资本存量①进行估计，以各地区相应年份的就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以各地区GDP(1978 年不变价格) 作为产出数据( 数据资料来源与前文相同)，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求出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 TFP)②，并以之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替代地区经济增干春晖等: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地区资本存量估计问题是经济学的一个难点课题，相关文献可见张军等(2004) 和单豪杰(2008) ，本文在单文的基础上将估计拓展到2009 年。
是考察经济增长的一种广泛采用的指标，通常对其衡量有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种方式。参数法包括收入份额法和随机边界分析法，需要设定明确的函数形式、估计不同要素的产出弹性并进行相关的行为假设。非参数法包括指数法和数据包络法(DEA) ，它们都无需设定函数形式，但指数法要求严格的行为假设，而DEA 则无须这一假设，只需要相关的投入产出数据，本文采用DEA 的衡量方式。对DEA 的详细介绍和讨论可见Coelli ＆ Rao(2006)。
长率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表4)。
表4 中各类模型的相关检验再次表明模型估计结果是合理的。将其与表2 的相关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各时期对应模型的相关解释变量除了在数值大小和显著性程度上有所差别外，在符号上完全一致。这意味着使用TFP 作为经济增长的替代变量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亦表现出与前文结果的一致性，表明前文估计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注:各回归方程均采用自变量滞后1 阶作为工具变量。
同时，我们还对模型采用不同的估计方式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模型在估计过程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内生性的处理，由于这种内生性是由系统本身引起的，在这一点上与动态面板数据是相同的，因此，本文采取动态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对问题进行处理。系统广义矩( SYS-GMM)估计是动态面板数据估计中广泛用于处理内生性问题的一种估计方法，它将方程的差分系统与水平系统结合在一起，并将两类方程视为一个系统，将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及其差分项的滞后项均视为系统的工具变量，进而提高了估计的有效性。然而，SYS-GMM 估计要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上，并会产生大量的工具变量。因此，需通过两类检验:(1)Arellano-Bond 检验，即差分方程随机误差项的自相关检验，要求一阶差分方程的随机误差项中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过度识别检验，要求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与误差项是不相关的，即所使用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如果两类检验通过即表示模型设定正确且估计是合理的。
表5 报告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模型的SYS-GMM 估计结果。各项Arellano-Bond 检验表明残差存在一阶自相关而不存在二阶自相关，Hansen 过度识别检验表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因此所有模型均通过设定检验。将表5 与表2 及表4 对照，各时期对应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保持了高度一致，仍然只是参数值和显著性上存在差异，这再一次表明我们关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二) 产业结构与经济波动
如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稳健性需要检验一样，产业结构对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是否稳健也需要进一步考察。对经济波动的衡量我们采用两种方式进行检验:第一，在进行HP 滤波时，利用OECD 提出的λ = 25 来分解趋势项和周期项，并继续以5 年为时窗计算波动幅度;第二，仍然以λ = 100 分解趋势项和周期项，以周业安和章泉(2008) 建议的时窗T = 6 计算波动幅度。此外，跟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稳健性的检验方式一样，我们还对前文的相关数据和模型进行回归检验。三种形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汇集中。
注:(1) 为避免工具变量过多导致的估计偏差，在估计中加入了collapse 选项对工具变量进行控制;(2) 为使系统估计更为稳健有效，估计过程中采用了二步稳健估计，括号内值为二步稳健估计标准差;(3)m1、m2 分别表示一阶、二阶回归残差自相关检验。
注:方程(3) 回归采用自变量滞后1 阶和2 阶作为工具变量，方程(5) 采用自变量滞后1 阶、2 阶和3 阶作为工具变量，其他回归则均采用了自变量滞后1 阶作为工具变量;系统广义矩估计与表4 同。
各模型的相关检验均显示模型通过设定检验，可以进行结构分析。将表6 与表3 进行对照分析，我们发现，在经济波动和周期波动模型中，各种形式的回归系数在符号上完全一致，只是在显著性和数值大小上存在差异。虽然趋势波动模型在部分系数上符号不完全一致，但是具有较强显著性的系数均在各模型中没有发生符号的改变，发生系数符号变化的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而且系数干春晖等: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值也不大。同时，前文分析也表明，产业结构对趋势波动的效应是微弱的。因此可以断言，前面有关产业结构对经济波动影响的相关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将产业结构变迁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并对传统的度量方式进行改进，进而利用1978—2009 年30 个地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通过对问题的深入分析，我们形成了以下主要结论如同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一样，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演变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多有曲折，正是由于这种产业结构变迁的复杂性导致了其对于经济增长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其影响不仅取决于产业结构合理性本身，还与经济发展速度有关。在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的时候，一定程度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还能够维持经济的增长;而当经济增长较快的时候，产业结构不合理则明显地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它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也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正是由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这种影响的差异性导致了长期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远远高于产业结构高级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效应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效应，即产业结构合理化在一定程度上会直接导致经济波动幅度的增大;二是间接效应，即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其它因素相互影响产生的间接效应对经济波动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本文所考察的时间范围内，上述间接效应要大于直接效应，即产业结构合理化总体上表现为对经济波动的抑制作用。同样，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也存在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本文的研究表明，尽管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波动的直接效应体现为抑制作用，但这种抑制效应在本文研究的时间段内很微小，而使经济波动幅度增大的高级化的间接效应则表现得更为突出，超过了直接的抑制效应，总体上使得产业结构高级化成为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不论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还是高级化，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周期性波动上，而对趋势波动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因此，无论是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还是从产业结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上分析，我们均形成了一个较强的政策性结论，即政府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时应在重点强调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同时，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这样既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合理性调整为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又可以避免产业结构高级化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还能够减少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生活造成的波动。当前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已经成为共识，而且我国也面临着从制造业走向服务业的关键阶段，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是面临的迫切问题，为此我们结合本文的分析提出以下两点政策建议:第一，产业结构合理化应当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之上。自从中央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大力发展服务业之后，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予以响应，但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并非所有地区都已进入到一个相当高的发展阶段。一些落后地区的政策措施无疑是将产业结构高级化摆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上，这对经济发展反而是不利的。因此，地方政府应当因地制宜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适当的产业调整政策促进本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第二，产业结构政策的重点是产业结构合理化，而合理化的内涵主要是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的耦合。当前中国高端产业人才短缺而劳动密集制造业亟待升级，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匹配度较低。因此，政府一方面要提高教育质量、鼓励专业培训的发展，提高劳动力素质，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吸纳低端劳动力就业，不仅可以增进劳动与产出的耦合，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而且发展服务业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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